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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noandClaude 576fbc0253 文档(金鹏): 2026-08-20 章节 26 篇文章摘要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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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uthored-By: Claude <noreply@anthropic.com>
2026-08-20 17:01:28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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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永年:真正的技术自主,是拥有定义技术路径的能力
> **来源**:微信公众平台(郑永年)
> **作者**:郑永年
> **发布日期**:2026-08-20(原文未标注明确日期,按下载日占位)
>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NcoweoLC_eHMUoVynpD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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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2: 图片](https://mmbiz.qpic.cn/sz_mmbiz_png/vuzzS0oFEd5LticVFKOT1iaicxWxAmuiccPwHr3AvoQK5IkEqeaVNhcO8n9QZkaxH2UiabicaHR7qCiaHoxqeiaQsa5NuZsZB4yX66mh0StMcUh8Xx0/640?wx_fmt=png&from=appmsg&tp=webp&wxfrom=5&wx_lazy=1#imgIndex=1)
导语:7月,华为昇腾950超节点(Atlas 950 SuperPoD)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上公开亮相。作为目前业界规模最大的超节点,昇腾950超节点通过高速互联,将大量AI处理器组织成一个高度协同的计算系统,使成百上千张算力卡能够"像一台计算机一样工作"。从DeepSeek以稀疏架构降低训练和推理成本,到Kimi K3在超大参数规模下进一步提升计算效率,再到昇腾950以高速互联和系统集成提升整体算力,中国AI产业正形成一条系统协同的技术发展路径。**这种变化固然是外部技术约束下的现实选择,但也折射出中美科技竞争中技术路线的分化。**
近日,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常务副院长方兴东所著《昇腾崛起》由湛庐文化、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郑永年教授在为该书所作序言中,将昇腾置于国家能力、技术体系与全球结构重组的交汇处加以考察。在他看来,外部技术压力正在推动中国重新思考科技发展的组织方式。围绕昇腾展开的这场探索,也由此超出了一个企业、一款芯片或一种产品路线的范围,进一步触及中国科技如何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形成持续性的系统能力。
## 本文作者
**郑永年 教授**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
*下文为郑永年教授为《昇腾崛起》所作推荐序。
在今天讨论中国科技发展的语境中,人们往往容易陷入两种相反甚至极端的叙事陷阱:一种是技术乐观主义,认为只要投入足够的资源与人才,中国就必然会在某些关键领域实现全面突破;另一种则是技术悲观主义,将外部约束视为不可跨越的结构性障碍,从而低估制度韧性与组织能力的作用。
方兴东教授的大作《昇腾崛起》的意义恰恰在于跳出了这两种简单化叙事,而试图从国家能力、技术体系与全球结构重组的交叉点,重新理解中国科技在外部压力下的演化路径。
**《昇腾崛起》,浙江科技出版社,方兴东著**
## 算力即权力,算法即秩序
如果说过去30多年全球化的技术分工是建立在效率最大化与市场扩张逻辑之上的"开放体系",那么近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地缘政治的崛起而围绕芯片、算力、操作系统与AI基础设施所展开的国家间的竞争,则标志着全球技术体系正在从"经济逻辑主导"转向"安全逻辑主导"。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技术不再只是生产要素的优化工具,而逐渐演变为国家间结构性权力的一部分,甚至是主体部分。算力即权力,算法即秩序,平台即治理,类似的变化正在重塑国家之间的竞争规则。
> 上海人工智能大会上展出的华为 Atlas 950 SuperPoD 超节点模型。图源:Bloomberg
从这个意义上看,《昇腾崛起》所讨论的,并不仅仅是一家企业或一个技术路线的问题,而是中国如何在外部技术封锁与内部产业升级之间,构建一种新的"技术生存结构"。迄今看来,这种结构至少包含三个层面:
第一是基础硬件体系的自主可控能力;
第二是围绕开发者生态与应用场景的系统组织能力;
第三是将技术能力转化为产业标准与规则制定能力的制度能力。
缺乏其中任何一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自主创新"都可能停留在局部突破阶段,而无法形成体系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技术体系高度集中化的今天,尤其是在图形处理器(GPU)、AI训练框架与云计算基础设施越来越被极少数企业高度垄断的背景下,后发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已经不再是单点技术突破,而是整个技术栈的结构性依附问题。这种依附不仅体现在硬件层面,还体现在软件生态、开发者习惯以及标准接口之中。因此,真正的技术自主,从来不是"有没有芯片"这么简单的问题,而是"是否拥有定义技术路径的能力"。
> 有分析指出AI竞争正在进入基础设施竞争阶段。芯片只是算力产业链的一环,决定AI规模化的还有数据中心、电力、电网、冷却系统、土地、光纤以及技术工人组成的完整基础设施体系。图为谷歌位于基利库拉的数据中心。
《昇腾崛起》一书所呈现的另一层重要意义,在于它反映了一种典型的中国式产业组织逻辑:**在国家战略引导与市场机制之间,通过平台化方式实现资源快速聚合与迭代优化。**这种模式既不同于完全市场化的硅谷路径,也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的集中配置,而是一种"嵌入式国家能力"的体现。在这一过程中,企业既是市场主体,也是国家技术体系的节点,这种双重身份构成了中国科技发展的独特张力和动能。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和清醒地意识到,这种高强度组织动员能力,在带来突破效率的同时,也对创新体系的长期多样性提出了挑战。一个高度目标导向的技术体系,往往擅长解决"已知问题",但在面对"未知问题"时,其探索能力是否足够开放、多元与容错,仍然是一个需要持续观察的问题。
从经验角度来看,任何目标导向和政府主导的研究,无论是基础科研还是应用技术,都往往是"追赶型"的。这是一种"别人有了,我也要"的追赶模式。而对"未知问题"的发现、定义和答案寻找大都发生在人们所说的一个"技术思想市场"之中,"多元、开放、容错"便是"技术思想市场"的主要特征。
因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说,中国科技体系未来的关键,不仅在于"能否突破",更在于"如何持续产生突破"。
## 技术竞争残酷性的另一面,就是制度创新的可能性
今天,从全球视角来看,技术体系的分化正在加速形成不同的"数字主权空间"。美国强调以企业创新为核心的技术扩散模式,欧洲强调以规则治理为核心的技术约束模式,而中国则更强调以系统能力与产业链完整性为基础的整体推进模式。
尽管这三种路径的形成并非因为简单的国家之间的竞争,而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与制度结构下的不同演化结果,但是对各自的技术进步正在产生深刻和深层的影响。三种路径各自具有自身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突破各自的"路径依赖",充分吸取其他路径的优势。可以预见,**未来的竞争能力并非仅仅是把各自的优势最大化,而是能否保持一种"多元、开放和包容"的技术生态。**
> 7月19日,参观者在华为展台观看展品昇腾950超节点。图源:新华社
在这种背景下,《昇腾崛起》所讨论的,实际上已经触及了更深层的问题:中国是否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技术现代化路径?这种路径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这种路径能否在未来更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保持韧性?所有这些问题都无法通过单一技术指标来回答,而必须放在国家能力、产业体系与国际结构互动的框架中加以理解。
因此,**本书的价值,不在于提供某种技术乐观的结论,而在于提供一种理解中国科技崛起的分析框架:它既承认外部约束的现实性,也强调内部组织能力的关键性;既看到技术竞争的残酷性,也看到制度创新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它不仅是关于技术的讨论,更是关于国家如何在不确定的世界中重建确定性的讨论。
如果说未来10年全球竞争的核心变量之一是"算力结构",那么真正决定胜负的,可能并不是单一技术节点的领先,而是一个国家能否在长期博弈中持续组织技术、资本与制度三者之间的协同能力。《昇腾崛起》所揭示的,正是这种"系统性能力竞争"的现实起点。
## 新书信息
**书名:《昇腾崛起》**
**作者**:方兴东
**出版时间:**2026年7月
**出版社**:湛庐文化/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ISBN**: 978-7-5739-2368-4
【内容简介】
读懂昇腾崛起,就读懂了中国**AI为什么能活下来,三条主线,带你走入中国科技"成人礼"的深度纪实。技术信仰线:工程理性胜过制裁叙事——华为用系统架构创新证明:工艺可以被封锁,架构无法被封锁;国家主权线:"算力主权就是AI时代的制海权"——昇腾不是华为一家的芯片,而是中国AI产业的底座;英雄故事线:从2017年温哥华密会到2025年除夕点亮3000张卡——一群工程师的8年孤勇。**
**关于华为昇腾全生态的全景叙事,还原中国AI算力底座发展本质。系统拆解中国AI芯片自主技术路线,还原真是工程与决策逻辑。赋能AI全产业链发展,提供ji限环境下的商业与技术范本。昇腾崛起,就是华为崛起,就是中国高科技崛起;昇腾全球化,就是华为再全球化,就是中国高科技真正全球化。昇腾具有中国乃至全球高科技发展史上符号性意义和标志性影响。**
【作者简介】
方兴东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常务副院长,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浙江大学临空智能媒体研究院院长、浙江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兼任民进中央出版和传媒委员会委员、民进浙江大学委员会副主委、浙江省第十三届政协委员。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2025年)、北京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2015年)、浙江省万人计划文科领军人才(2021年)。
三十载深耕,方兴东教授以跨学科跨文化视野聚焦数字时代人机互动。他跨越实践、理论与政策,融通创新与传播逻辑,剖析技术如何重塑社会与全球秩序,关切个体境遇与中国走向,系统探索"技术向善"的本土化路径。其对国际互联网史及关键人物的研究,赋予其学术体系新的视野——从先驱思想到制度变迁,从平台博弈到多元文明的技术演进,均在考察之列。核心方向涵盖互联网历史、智能传播、平台治理、国际传播与创新和科技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