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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镜鉴：当AI浪潮遭遇政治反弹

> **来源**：微信公众平台  
> **作者**：CF40研究部  
> **发布日期**：2026-07-28  
>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OLxrS_jzJqz0z6bKIJMs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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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I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之际，对AI的政治反弹力量也在同步积蓄，这一现象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中尤为突出。正如《华尔街日报》所评，当前唯一比AI产业增长更快的，可能就是美国人对AI的负面情绪。尽管AI尚未造成全面的宏观就业冲击，围绕岗位替代、技能与数据控制、科技巨头权力边界以及数据中心资源消耗的社会争议，却已迅速升温。

本文首先回顾工业革命、铁路革命和计算机革命中对技术的政治反弹，梳理反抗对象如何从机器、垄断企业逐步转向选举政治；随后分析当前美国国内，对AI的政治反弹的三条战线——劳动保护、科技巨头权力与地方资源冲突；最后考察左右翼民粹力量对反"科技寡头"叙事的整合，梳理建制派与AI企业在就业补偿、收益分享、安全监管和社区成本分担方面的回应，并探讨对AI的政治反弹进入美国全国性选举议程的条件及其对AI产业的潜在影响。

* 原文《当AI浪潮遭遇政治反弹》在2026年7月28日首发于CF40 APP，内容略有删减。本文观点仅供了解海外研究动态，不代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和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意见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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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对技术的政治反弹：

从破坏机器到诉诸选票

历史经验表明，技术革命能否获得社会支持，不仅取决于其长期创造多少收益，还取决于收益与成本如何分配，以及制度能否在损失固化之前为受冲击者提供补偿和转型通道。

当技术直接替代劳动、损失集中于特定群体时，反抗容易指向机器；当企业借助技术控制市场入口时，矛头会转向垄断企业；当冲击长期而分散、又得不到制度缓解时，积累的不满则可能经由政治动员进入选举。

______1. 工业革命初期：替代型技术引发对机器的直接反抗______

牛津大学经济学家卡尔·弗雷指出，赋能型技术通常能够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创造新任务并增加收入，因而较容易得到接受；替代型技术却可能导致既有技能贬值、工资下降和议价能力削弱，因此更容易引发抵制。换言之，公众并不是笼统地支持或反对技术，而是根据技术对自身收入和经济地位的影响形成态度[1]。

工业革命初期正是这种矛盾的典型案例。纺织机械和机械化工厂显著提高了生产率，却主要以替代劳动的方式投入使用，其收益也没有立即转化为劳动者收入。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将这一时期生产率增长与劳动者收入停滞并存的现象称为"恩格斯暂停"（Engels' Pause）。按照他的估算，1780-1840年间，英国每名工人的产出增长约46%，实际工资却仅增长约12%，利润率则大致翻倍。直到1840年以后，随着蒸汽动力的广泛采用和机器的复杂化，工厂对高技术工人需求增加，工人的实际工资才开始更明显地追赶生产率增长[2]。

在生产率收益主要流向资本所有者的同时，机械化首先冲击了手工织工等特定群体的岗位、工资和技能价值，由此引发卢德运动[3]。卢德分子通过大规模破坏纺织机器、组织抗议和向议会请愿，要求限制直接替代劳动者的技术应用。行动最终因政治影响力有限和政府镇压而失败。但该运动表明，当技术损失集中落在特定劳动群体身上，而收益尚未广泛扩散时，对机器的直接反抗更容易发生。

______2. 铁路革命：反抗对象指向基础设施垄断______

如果说卢德运动针对的是技术对劳动的直接替代，铁路时代的反抗则指向企业借助技术形成的基础设施控制权。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铁路迎来了飞速发展期，铁路降低了运输成本、扩大了全国市场，却也让铁路公司及其合作的粮仓经营者垄断了定价权和农产品进入市场的关键通道。缺乏替代运输渠道的农民往往需要承担更高运费和粮仓的存储费。

在农产品价格下跌、债务负担上升和货币紧缩的背景下，面对高昂的运输和仓储成本，美国中西部的大量农民濒临破产。由农民发起的格兰杰运动推动多个州限制铁路和粮仓收费，并促成1887年《州际商务法》和州际商务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美国政府开始介入并约束大型托拉斯与铁路垄断巨头。19世纪末美国的民粹政党人民党又进一步提出铁路监管、累进所得税、农业信贷和货币改革等主张。尽管人民党最终垮台，但其许多政策主张都被随后的民主党政府所吸纳[4]。

农民反对的不是铁路本身，而是铁路公司利用基础设施控制权决定谁能进入市场、谁承担更高成本。当新技术成为难以替代的市场入口时，反弹力量便可能由抵制设备转向反垄断和公共监管。

______3. 20世纪工业化：分享技术红利一度缓和反弹______

并非所有技术革命都会引发同等强度的反弹。20世纪的电气化、汽车和大规模生产虽然淘汰了一些职业，却也创造了大量半熟练制造业、设备维护和办公室岗位。制造业持续扩张和教育普及，使多数被替代者能够转入工资更高、危险程度更低的岗位。1870—1980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与工人实际报酬总体同步增长，没有再次出现工业革命初期的 "恩格斯暂停"现象[5]。

制度建设进一步缓和了技术调整的成本。1910—1920年代兴起的企业福利资本主义，通过提高工资、提供医疗和养老金等方式，将部分生产率收益返还给工人。大萧条以后，罗斯福新政又以《瓦格纳法》确立工人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权利，并通过最低工资、四十小时工作周和加班工资等制度改善劳动条件；战后福利国家、工会和集体谈判进一步为失业和职业转换提供缓冲。劳动者的诉求因此逐渐由阻止机器转向接受机械化，同时争取工资、福利、培训和补偿。

这一时期说明，技术革命并不必然导致强烈反弹。只要新技术能够创造替代岗位，生产率红利能够转化为工资和福利，制度又能分担转型成本，劳动者就更可能接受甚至拥抱技术进步。

______4. 计算机革命与全球化：自动化焦虑转入选举政治______

20世纪80年代以后，计算机开始大量替代流水线生产、文书处理和基层行政等程序化、重复性较强的工作，同时提高专业人员和管理者等高技能劳动者的生产率。有学者将这一变化概括为"就业极化"：支撑战后中产阶层的制造业和文职岗位不断减少，新增就业则更多集中在高薪专业岗位和低薪服务业[6]。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更多流向资本所有者和高技能劳动者，许多没有大学学历的劳动者只能转向工资更低、稳定性更差的服务业。

全球化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分化。自动化减少了工厂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产业外迁和进口竞争则加快了传统制造业中心的衰落。冲击尤其集中在"锈带"等工业地区，不仅造成制造业岗位流失，还拖累当地服务业、削弱税基和公共服务，使许多社区长期难以恢复[7]。

蓝领工人失去的也不只是收入。稳定的制造业工作曾使没有大学学历的劳动者也能维持中产生活，获得家庭和社区地位。随着工厂关闭、职业上升通道收窄，经济失落逐渐转化为尊严受损、身份下降以及被精英抛弃的感受[8]。

与卢德运动不同，这种不满并未主要表现为破坏机器，而是逐渐进入选举政治。自动化过程缓慢而分散，难以找到明确的归责对象；相比之下，工厂外迁、进口商品和移民更容易被政治化。因此，部分由技术变迁造成的经济压力，最终转化为贸易保护、反移民和反精英诉求。

研究发现，在控制贸易冲击、产业结构等因素后，机器人使用较多的美国地区，2016年大选对特朗普的支持增幅也更大[9]。计算机革命由此形成了一条清晰的政治传导链：蓝领制造业岗位流失、工业社区衰退和工人社会地位下降，共同为民粹主义兴起提供了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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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AI政治反弹的三条战线：

劳动、企业权力和地方资源

与历史上对技术的政治反弹相似，当前AI引发的争议并非对技术本身的笼统拒绝，而是由岗位替代、收益集中和企业转嫁扩张成本引发的利益冲突。劳动者担心失业和技能贬值，中小企业和普通公众担心少数科技企业控制算力、模型和市场入口，地方居民则反对数据中心将电力、水和土地成本转嫁给社区。这三条战线分别围绕劳动保护、科技巨头权力和地方社区资源冲突展开，虽然尚未形成目标统一的运动，却可能共同转化为对科技巨头及现有分配制度的不满。

______1. 保卫劳动：岗位、技能与补偿之争______

劳动领域正在出现一种新的"卢德主义式"反抗。其核心诉求是反对企业单方面利用AI取消岗位、复制劳动者技能并削弱其议价权，要求劳动者参与AI部署，并获得就业保障、合理补偿和技术红利。与此前主要冲击工厂和常规性岗位的自动化不同，生成式AI可以直接处理编程、写作、配音、设计和客户服务等认知任务，使这种反抗迅速蔓延至白领、创意劳动者和刚刚进入就业市场的青年。

尽管宏观就业尚未因AI全面收缩，民众的悲观情绪已经提前形成。进步派政治数据与民调机构蓝玫瑰研究（Blue Rose Research）的调查显示，79%的美国选民担忧政府没有应对AI失业的计划，77%担心旧行业消失快于新行业诞生，72%担心AI压低普通人的工资[10]。在硅谷和年轻白领群体中，人们越来越担心那些无法从AI中获益的人会沦为缺乏经济筹码的"永久底层阶级（permanent underclass）"[11]。

年轻一代的恐慌尤为剧烈。哈佛民调发现，59%的18—29岁美国人认为AI威胁自己的就业前景，41%担心AI会使工作失去意义[12]。这种不安并非完全脱离现实：斯坦福数字经济实验室发现，生成式AI普及后，在高AI暴露职业中（如软件开发、客户服务），22至25岁的早期职业者就业人数相对下降了16%；相比之下，受影响较小领域的员工以及同一职业中经验更丰富的员工，其就业情况保持稳定或持续增长[13]。

图1：按不同年龄组劳动者划分的就业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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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焦虑正在由个人担忧转化为集体行动。具体而言，当代"卢德式"反抗主要争夺以下权利：AI部署前的协商权、对自身技能和数据的控制权，以及技术替代后的保障和补偿权。

在AI部署环节，劳动者要求将AI部署纳入劳资协商。因企业未能提供明确、可执行的AI保护条款，美国电子游戏演员自2024年7月起举行罢工[14]。2026年6月，韩国现代汽车工会把人形机器人的引入列入劳资谈判，要求企业在部署前取得工会同意，并承诺不得以机器人为由单方面裁员、降薪或恶化工作条件[15]。

劳动者也开始争夺自身技能及其数字化载体的控制权。2026年初，英国演员投票拒绝未经保障的数字全身扫描[16]，德国配音演员则拒绝签署允许Netflix将录音用于AI训练的合同[17]。同年5月，Meta员工因担心数据被用于复制和替代劳动力，联署反对公司在员工电脑上安装鼠标追踪软件、收集员工工作流程数据[18]。

当AI扩张已经伴随实际裁员时，劳动者开始要求企业提供就业保障和补偿。2026年4月，在甲骨文大规模裁员同时加大AI投入后，超过600名被裁员工联名要求公司提高遣散费、延长医疗保障、加速股权归属[19]。

劳动者的诉求也开始从防止岗位损失延伸至分享AI红利。全球AI投资推高存储芯片需求，给三星电子带来巨额利润，但工人认为企业没有让劳动者充分分享这轮繁荣。2026年4月，约4万名韩国三星工人举行集会，抗议公司的奖金分配方案，要求取消奖金上限，并将更多营业利润纳入员工奖金池；在谈判陷入僵局后，超过4.5万名工人一度准备举行18天罢工[20]。

部分行动已经迫使企业让步。美国电子游戏演员经过近一年的罢工，于2025年7月将AI复制声音、形象和动作所需的知情同意、用途披露和报酬机制写入集体合同[21]。面对员工抵制，Meta缩减了数据收集项目，后因数据安全问题将项目暂停[22]。经过五个月的劳资争议，三星同意将半导体业务营业利润的10.5%用于不设上限的特别奖金，使劳动者更直接地分享AI繁荣带来的企业收益，原定罢工随之取消[23]。

不过，英国演员、德国配音演员、韩国现代汽车工会、甲骨文被裁员工的行动仍处于施压或谈判阶段。总体来看，劳动者对AI的反抗已经开始从抽象的失业担忧转向具体的协商权、数据权、就业保障和利润分享，但成果仍主要集中在工会力量较强、替代风险较直接的行业，尚未形成普遍适用的制度保障。

______2. 约束科技巨头：数据产权与规则制定权之争______

与19世纪铁路巨头凭借运输网络决定谁能进入市场、支付多少费用相似，今天的少数大型科技企业能够大规模集中社会数据，并将公共知识和创作者劳动转化为私人资产。更重要的是，由于监管机构难以独立了解模型能力、训练过程和潜在风险，AI企业还在安全标准、风险评估和信息披露等规则制定中占据明显优势。公众争论因此从"是否发展AI"进一步转向：谁有权占有训练数据，以及谁有权制定安全和监管规则。

公众对企业自我监管和政府约束科技巨头的能力都缺乏信心。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67%的美国成年人对美国政府"有效监管AI"信心不大或毫无信心[24]；同样，盖洛普（Gallup）民调发现，高达69%的美国人对企业能否负责任地使用AI持"不太信任"或"完全不信任"的态度[25]。2026年5月，CBS与YouGov的调查显示，78%的美国成年人认为AI企业推广AI是为了扩大自身权力[26]。Blue Rose Research的调查还显示，55%的美国选民认为科技公司应为AI造成的岗位损失承担财务责任，49%的美国选民支持对从AI中获利最多的企业征收专项税[27]。对企业权力的警惕正在与财富分配不满结合起来。

对AI巨头的反抗首先表现为训练数据的产权争夺。作家、艺术家、出版商、媒体和音乐公司相继对AI企业发起侵权诉讼，反对企业未经许可获取作品、建立训练数据库，再将由社会知识和创作者劳动形成的模型能力转化为私人资产。作者群体起诉Anthropic，指控其下载和保存盗版图书用于训练Claude[28]；出版商则起诉谷歌，指控其将原本为其他服务获取的图书用于Gemini训练[29]。这里争议的不只是创作者能否获得报酬，更涉及科技企业能否凭借资金和技术优势，将分散在社会中的知识资源无偿集中到自己的模型之中。

针对AI资本直接介入选举并影响监管规则，民间组织也开始采取行动。由科技企业高管和投资者支持的"引领未来"（Leading the Future）政治组织网络已筹集超过1.4亿美元，通过多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支持反对严格州级AI监管的候选人[30]。对此，科技监督、儿童网络安全、残障权益和AI安全等领域的14家民间组织联合呼吁获得其背书的民主党议员和候选人公开拒绝这一支持[31]。美国竞选法律中心（Campaign Legal Center）也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出投诉，指控"引领未来"网络内的两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American Mission和Think Big——通过新设公司转付竞选费用，隐瞒实际供应商，涉嫌规避联邦支出披露要求[32]。这些组织反对的并非一般政治捐款，而是科技巨头一边宣称拥抱监管，一边利用资金影响立法，使监管规则更符合自身利益。

极少数反抗已经越出诉讼和政策倡议的范围，转化为针对企业及其高管的暴力攻击。2026年4月，一名20岁男子被控向OpenAI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位于旧金山的住宅投掷燃烧瓶，他曾发文指责AI高管是"拿孩子们的未来进行赌博"的反社会者。两天后，奥特曼的住宅再次遭遇暴力升级，两名袭击者向其大门开枪。

这些事件尚不能证明美国已经出现组织化的反AI暴力运动，却表明部分个体开始把对技术失控、就业替代和企业权力的恐惧，集中投射到少数科技高管身上。这种激进化趋势已促使美国国土安全部和FBI等执法部门发出警报，将"反科技暴力极端主义"列为一种正在崛起的新型威胁[33]。

针对AI巨头的部分行动已经取得实质性成果。Anthropic与作者群体达成的15亿美元和解于2026年7月获得法院最终批准，成为美国已知金额最大的版权和解[34]。相比之下，关于AI监管与规则制定权的博弈依然胶着。尽管美国选民对科技寡头的警惕日益高涨，但面对游说集团的庞大财力以及"输掉AI竞赛"的国家安全叙事，针对AI的联邦级严厉监管与专项税仍停留在政治倡议阶段，公众要从科技巨头手中夺回技术控制权仍面临漫长的拉锯战。

______3. 保卫地方社区：资源成本与审批权之争______

模型训练和运行依托的数据中心需要大量电力、水资源和土地，科技企业可以面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获取收益，电价上涨、电网压力、噪声污染和土地占用等成本却正在由项目所在地居民承担。公众争论由此从"是否发展AI"转向数据中心建在哪里、谁承担资源和环境成本，以及地方社区能否参与决策。

美国民众对数据中心的态度在不到一年内发生了剧烈反转。Heatmap的追踪调查显示，2025年9月，美国人对在本地建设数据中心总体持正面态度（支持率比反对率高2个百分点）；到2026年5月，支持率已降至21%，反对率升至71%，而且同时覆盖两党选民[35]。盖洛普同期调查也显示，71%的美国人反对在当地建设AI数据中心，其中48%强烈反对。反对者中，50%提到电力、水和土地等资源消耗，22%担心生活质量、住房和社区环境受到影响[36]。

图2：美国不同党派选民对AI数据中心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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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allup

当地居民对数据中心的抵制源于其收益与成本在科技企业和社区之间的日益失衡。美国智库新泽西政策透视（NJPP）指出，数据中心是2025年6月新泽西州居民电费上涨20%的主要推手[37]；密歇根大学福特公共政策学院科技与公共政策项目的研究也发现，自Switch数据中心投入建设以来，密歇根州居民电价累计上涨25%，比全美平均水平高17%[38]；与此同时，在普通人承担更高电费的同时，数据中心却可通过大宗购电协议获得更优惠的电价。

这种不公平感又因有限的就业增长而加剧。科技公司在游说地方政府时，通常会以"创造就业机会"来换取对数据中心项目的税收减免和土地特批。然而现实证明，大多数数据中心的就业主要集中在建设阶段，建成后仅需20至50人运营，这些职位往往由外包人员填补，缺乏工会保护、福利和职业安全感，难以为当地居民提供与资源投入相匹配的长期就业机会[39]。

对数据中心的抵制已经从单个项目的听证会和请愿，发展为全国性社会动员。2026年7月，保守派团体HumansFirst联合环保组织和地方社区，在全美42个州组织了142场抗议，要求披露项目真实的用电和用水规模，保障居民参与审批，并防止家庭用户通过电费和公共财政为科技企业埋单。参与者横跨保守派地方团体和自由派环保组织，反映数据中心正在成为少数能够跨越党派界限的反科技巨头议题[40]。

地方反对已经开始直接影响AI基础设施建设。据数据中心项目跟踪组织Data Center Watch统计，仅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就有至少75个、总值约1300亿美元的数据中心项目因地方反对而被取消或延期，规模大致相当于2025年全年[41]。纽约州对耗电50兆瓦以上的新建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实施一年暂停，成为美国首个采取州级全面暂停措施的州[42]；伊利诺伊州也从2026年7月起暂停向新数据中心提供税收优惠[43]。这一压力也传导至欧洲。苏格兰民族党全国委员会已经通过冻结新建数据中心的动议，并提交苏格兰政府考虑。动议估算，正在规划的24个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其总用电需求可能达到苏格兰峰值负荷的1.5倍[44]。

总体来看，围绕数据中心的反抗已经由单个项目周边的噪声、用水和电费争议，发展为对项目审批权和成本分担方式的政治争夺。数据中心不再只是支撑AI运行的技术设施，而成为AI收益与物理成本如何在科技企业和地方社会之间分配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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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选票的怒火：

对AI的反弹

从社会焦虑走向政治动员

社会焦虑只有被政治力量转化为明确的利益冲突，才会形成真正的政治反弹。当前，民粹力量正把分散的就业焦虑、企业权力垄断和地方资源不满，整合为"科技巨头获利、普通民众买单"的叙事，使AI争论从技术进步转向谁控制技术、谁承担成本、谁分享收益。左右翼民粹力量虽然构建了不同叙事，却共同将矛头指向科技寡头，迫使建制派在推动AI发展的同时加强补偿和成本约束。对AI的反弹由此正从社会情绪走向政策竞争，并可能成为下一轮选举的重要议题。

______1. 共同的敌人：左右翼民粹如何塑造"科技寡头"______

AI议题尤其容易被民粹力量动员，因为其受益者高度集中且容易识别——少数科技巨头及其亿万富翁创始人；其成本却分散在就业、电费、水资源、地方财政和财富分配等不同领域。左右翼民粹力量正在做的，正是把这些原本彼此分离的不满，压缩成"科技寡头获利、普通人买单"的共同叙事。

__左翼民粹将AI纳入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冲突。__在这一叙事中，AI并不是凭空产生的私人财富，而是建立在公共科研投入、全社会积累的知识以及大量创作者和劳动者提供的数据之上。科技企业利用这些公共资源训练模型，却把利润留给股东，把裁员、技能贬值和职业转型成本留给劳动者。因此，AI问题被重新表述为：谁拥有技术、谁分享收益、谁承担转型代价。

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OC）等激进左翼正围绕劳动保护、公共所有和社区控制展开政治动员。针对AI和自动化可能替代大量岗位，桑德斯提出不减薪的32小时工作制、"机器人税"、工人董事席位和员工持股，使劳动者分享生产率收益并参与企业决策[45]。他还提出《美国AI主权财富基金法案》，拟对大型AI企业征收一次性50%的股权税，让公众获得投票权、董事会席位和分红[46]。桑德斯与AOC共同推动《AI数据中心暂停法案》，要求在建立劳动、环境和安全保障前暂停数据中心扩张，防止企业将电力和资源成本转嫁给社区[47]。二人的动员逻辑都要求资本承担成本、劳动者分享收益、公众参与决定AI的发展方向。

与此同时，这套针对"科技寡头"的叙事已不再局限于激进左翼，而是逐步进入民主党的全国性竞选话语。斯坦福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安德鲁·霍尔分析约28万封政治筹款邮件发现，2026年民主党实质讨论AI的邮件仍只占0.7%，但已是上年的三倍；在73封相关邮件中，63封把AI描述为威胁，其中26%将其与金钱、寡头和腐败联系起来，直接讨论就业和自动化的邮件占12%[48]。这种迹象表明，AI正在成为民主党重新讲述阶级冲突的新载体。

__右翼民粹则将AI纳入工作尊严、传统家庭与地方共同体对抗科技精英的叙事。__在这套叙事中，AI不是单纯提高效率的工具，而是由硅谷"科技男爵"主导的社会改造工程：企业获得利润和权力，却将失业、儿童安全风险以及电力和水资源成本留给工人、家庭和小城镇。工作也不只是收入来源，而是个人尊严、家庭责任和社会地位的基础，因而无法通过全民基本收入简单补偿。AI问题因而变成：究竟由科技精英按照利润逻辑塑造社会，还是由普通公民重新取得对技术及其社会影响的控制权[49]。

史蒂夫·班农和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分别代表了这种主张的激进与制度化版本。班农将大型AI企业视为威胁国家主权和普通公民的科技寡头，主张迫使其交出50%的股权并分配给美国公民，让公众直接分享AI收益[50]。霍利则把政治动员落实为就业、家庭和地方保护：要求企业披露因AI造成的裁员，提出《GRID法案》，要求数据中心自备电源、不得把扩网成本转嫁给居民；并通过《GUARD法案》追究诱导未成年人从事性行为或自残的AI企业责任[51]。

在反对科技寡头垄断AI权力与收益方面，左右翼正在形成罕见共识。地方层面，双方都要求数据中心承担电网、用水和社区成本；国家层面，双方都开始接受公众应当分享AI资本收益的原则。但这种共识尚未形成统一的政策联盟：左翼更希望通过税收、工会参与和公共持股改变所有权结构，右翼更强调保护就业、企业自担成本和地方否决权。

______2. 有限的补偿：建制派如何维持AI加速______

面对不断上升的政治压力，AI企业和建制派的主要回应并不是放慢技术部署，而是通过补偿重新取得AI扩张的社会许可。其基本思路是：继续维持美国在AI竞争中的领先地位，同时用就业保障、收益分享、最低限度的安全护栏、社区补偿降低技术革命的政治阻力。

第一类回应针对失业焦虑。AI企业和建制派并未主张放慢技术部署，而是试图通过缩短工时、扩大社会保障和创造公共服务岗位，降低自动化的转型成本。OpenAI在《智能时代的产业政策》中提出带有"新政"色彩的方案，包括推行不减薪的32小时工作制、设立类似贸易调整援助的"自动化调整援助计划"，并在AI造成明显就业冲击时提供额外失业保障[52]。

Anthropic主张根据AI造成的失业程度建立分级响应机制：短期加强就业监测和失业保障，并通过资本账户、工资保险和培训补贴帮助劳动者转型；若AI导致大规模、长期失业，则转向对AI资本收益征税、设立公共财富基金和基本收入，让公众分享AI红利[53]。国会立法者则主张在不减缓美国AI发展的前提下，通过转型基金、再培训、失业保障、税收减免和针对性监管，补偿受冲击劳动者并帮助其适应就业转型[54]。

第二类回应是让公众分享AI企业的资本收益。与传统的税收转移和失业救济相比，AI企业和政府开始提出让公众直接分享AI资本收益。OpenAI建议建立公共财富基金，由政策制定者和AI公司共同为该基金提供种子资金，通过投资AI公司及广泛采用AI的企业，让每个公民都能获得AI经济增长的股份[55]。政府层面，有消息称特朗普政府正在探讨在AI企业上市前取得少数股权，并将投资收益用于公共支出或全民分红；韩国政府官员则直接要求科技企业与供应商和员工分享AI超额利润。

第三类回应针对公众对AI失控和企业自我监管的不信任。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和犹他等州率先通过立法，要求企业披露安全措施，限制高风险应用，并加强对聊天机器人等直接面向公众产品的监管；国会中间派则主张建立前沿模型测试、安全事件报告和风险披露制度。尽管州政府和国会不断提出更严格的监管要求，联邦层面的政策重心仍是通过设置最低限度的安全护栏维持美国在全球AI竞争中的领先地位。联邦政府和AI企业更倾向于依靠自愿审查、行业标准和有限的信息披露，并反对各州分别制定严格规则，以免增加企业合规成本、拖慢技术部署。

第四类回应针对数据中心与地方社区的冲突。联邦政府主要通过自愿承诺和立法规范，要求AI企业自建或购买新增电力、承担电网改造费用，并公开水电消耗。地方政府开始使用禁建、征税和取消优惠等强制手段，防止企业将基础设施成本转嫁给居民[56]。企业方面则以技术改造和社区补偿争取项目落地。OpenAI承诺为数据中心配套电源和储能设施，微软利用电池调节用电时段[57]。这些回应背后的逻辑是，在继续推动数据中心建设的同时，将水电和基础设施成本纳入企业投资账本，以换取地方支持。

这些回应的局限，在于其合法性、可信度和制度安排存在内在矛盾。

首先，公共财富基金、缩短工时和社区补偿主要由企业和政策精英自上而下提出，劳动者与地方社区缺乏参与权，难以构成真正的社会契约[58]。

其次，这些措施大多以事后补偿换取AI继续扩张，一旦失业和资源冲突加剧，公众诉求可能转向限制部署、强制征税乃至拆分科技巨头。

再次，AI企业一边倡导财富共享，一边通过政治捐款和游说阻碍监管与问责，削弱了其承诺的可信度。

最后，政府若同时担任企业股东、产业扶持者和监管者，可能为了保护投资收益而放松安全、反垄断和劳动监管[59]。其根本问题是以有限让利换取AI扩张的"社会许可"，却没有改变技术决策权高度集中的格局。

______3. 政治的临界点：对AI的政治反弹何时走向全国选举______

目前，美国社会对AI的焦虑正迅速转化为政治议题，但尚未引发全国性的惩罚性反扑。最接近这一临界点的是数据中心问题。就业变化难以与经济周期和一般产业调整区分开，但数据中心造成的电费上涨、用水压力、土地占用和噪声污染，不仅直接影响特定社区，也有明确的责任方。在2026年美国的中期选举初选阶段，暂停数据中心项目、取消税收优惠和要求企业自建能源供应，已经成为跨党派地方候选人争取选票、回应生活成本危机的筹码。

对AI的政治反弹能否上升为全国性大选议题，关键在于就业冲击是否显著、责任对象是否清晰，以及政治人物能否将二者整合为具有动员力的政治叙事。安德鲁·霍尔提出，如果失业率因AI上升两个百分点，并形成"AI应对此负责"的清晰公共叙事，真正的民粹反弹就可能开始[60]。

图3: 美国选民所认为的关键议题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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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Blue Rose Research[61]

政治反弹的扩大也会对AI产业造成影响。地方政府对数据中心的否决增多会延长项目周期，提高前期协调和环境审查成本；企业自担电网、水资源和社区补偿，则会削弱算力投资的预期回报。此后，数据中心可能进一步向电力充足、监管宽松的州转移，部分算力投资也可能转向海外。

政治压力还可能从基础设施成本进一步延伸至利润和控制权。股权税、自动化税和公共持股方案即使尚未落地，也会增加企业对未来利润分配和控制权变化的预期，届时，政治风险和社会摩擦将变成资本开支、融资和估值模型中的长期成本。

更严格的模型安全和应用监管也会增加企业的合规成本。若前沿模型被要求接受强制测试、风险披露和事故报告，产品发布和迭代周期将被拉长；各州监管规则若继续分化，还会提高全国性部署的难度，并使行业资源进一步向有能力承担合规成本的大型企业集中。

历史经验表明，对技术的政治反弹通常不会阻止技术进步，却会迫使社会重新调整技术红利的分配方式和发展规则。因此，对AI的政治反弹最可能带来的变化，是终结AI产业不计社会成本的扩张模式。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将检验地方层面的资源冲突能否转化为选票，2028年大选的关键则在于，就业冲击能否与反"科技寡头"的政治叙事汇合。一旦二者形成合力，下一次大选争论的就不只是应以多快的速度发展AI，还将涉及谁有权控制与监管AI、谁能够分享其收益，以及需要围绕AI建立怎样的新社会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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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向上滑动阅览）

[1] Frey, C. B. (2019). The technology trap: Capital, labor, and power in the age of auto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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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者注："卢德运动"得名于英国织袜工学徒内德·卢德。据说，他因受到雇主斥责而砸毁了一台织袜机。19世纪初，反对机器替代劳动的工人以他的名字作为象征，自称"卢德将军"的追随者，因此这场以破坏机器为主要形式的工人抗议被称为"卢德运动"。

[4] Eichengreen, B., Haines, M. R., Jaremski, M. S., & Leblang, D. (2017). Populists at the polls: economic factors in the 1896 presidential election (No. w2393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https://www.nber.org/system/files/working_papers/w23932/w2393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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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https://freesystems.substack.com/p/the-politics-of-jobless-prosperity

[61] https://data.blueroseresearch.org/hubfs/3.16.26%20Odd%20Lots%20AI%20Present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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